华盛顿处理中东问题时,习惯先把责任外推,寻找能替它收拾烂摊子的对象。近年来,少有国家愿意任凭摆布,于是部分美国政客干脆把矛头对准中国,意在用对华压力来扩大对伊朗的打击效果。前国务卿在一次公开场合里提出的建议便很直白:美国若想让“极限施压”见效,不能只盯德黑兰,还得动北京和新德里,因为伊朗最值钱的是石油和天然气,而中印是重要买家。切断这两个市场,便能掐住伊朗的命脉。
她进一步主张,应先用外交手段说服中国配合封堵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通道,若不行就对与伊朗有往来的第三方实施二级制裁——惩罚那些跟伊朗做生意的企业、船东、物流公司和金融机构,把它们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二级制裁过去对一些小国或对美元体系高度依赖的体量较小的实体有效,但对待中国这样的大国,后果复杂且代价高昂。
巧合的是,就在这番建议传出之时,美国财政部也宣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名单涉及若干机构与船只,涉及地区从阿联酋、香港到中国内地、新加坡和欧洲不等。表面上动作频频,实则露出犹豫:受影响的多是中资贸易公司和中间商,而几家大型中国银行并未被列为目标。这种有选择的打击更多像是示警而非硬碰硬,因为真正动用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制裁,会把美中金融关系推向直接对抗,连带损及美国自身市场和企业利益。 千亿球友会
面对压力,中国方面回应迅速且明确:中伊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被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干扰或破坏;对美方以伊朗贸易为由针对中企的制裁,北京已通过相关规则展开反制,态度是“不承认、不执行、不配合”。这些表态既有法律依据的考量,也体现出维护正常经贸往来的决心。
把这个思路交到特朗普手里,风险很明显——要么靠外交争取配合并难见成效,要么动用二级制裁把麻烦搬到自己面前。历史上美国以能源为筹码影响他国时并不总能得逞,而一旦把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名单,美国本身也会承担巨大的金融和经济代价。归根结底,美国想让伊朗“窒息”,却绕不开中国;想处理中国因素,又不敢真正下猛手,形成了现实的两难局面。